作者： 王淑臣 出处：孔子文化学院
韩国是历史上输入儒学最早的国家，也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以至有些韩国学者称“韩国是世界第一的儒教大国”。韩国人把儒教视作“国学”，并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韩国人之刚烈，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们对儒学的参悟。真兴王时代创立的“花郎道”，其中便有一条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修养要义。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学基本理念在韩国家庭中代代相传，已经成为韩民族的精神基石，并在现代韩国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意蕴。
韩国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言中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底。”一本给外国旅游者使用的《韩国观光指南》小册子上介绍说：“大部分国民遵守严格的儒教习俗，尤其近年来渐倾向于物质化、非人间化的现代社会中，儒教的价值与智慧逐渐受人瞩目。” 这本小册子的简要介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地位。
从韩国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社会中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基本上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尊师重教、崇尚伦理道德、讲究道德修养、推崇清廉节义等等。本文试从分析韩国的民族性格及民族气节入手，来探讨韩国民族精神中蕴藏的儒学思想。
一、 孝道精神
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落实到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上，使家庭优秀文化久扬不衰。韩国至今仍然保留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制度，即使有年轻的小家庭分居的变动，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等民俗习惯还在一贯地保持着。大多数的韩国家庭中男子、父亲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许多家庭也还严格遵守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晨昏都必需到父母灵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则更要到坟前隆重祭奠，以示追念。
为弘扬儒教提倡的孝义精神，韩国政府还通过福利政策补偿赡养父母的孝顺子女的孝义。这种措施，完全体现了儒教尊老敬长的理念。有一些关于家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在韩国《刑事法》的某些条款之中。比如《刑事法》第9章第151条是关于窝藏犯人与亲族间的特例，其中规定说：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罚款和罚款以上罪的犯人的人，将处以三年以下的劳役或1万5千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如果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的处罚。这个免罪，最远可以追溯到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思想，在儒教中，这是“孝”的伦理原则之一。
在20世纪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韩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却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仍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还蔚然成风。韩国把“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家庭关系推而及于亲友、邻里、社会，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危机、精神危机、金融危机面前秩序井然。
二、 集体主义精神
儒教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是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一员，若群体利益受到损害，个人利益也就无法保障。儒教强调“五伦”，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的董仲舒又将这种五伦思想更为明确的规定为“三纲五常”，致使先秦儒学的人伦观发展为公私之辨：公即群体利益，私即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强调公而忘私。在韩国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调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较多的具有人我兼顾的群体理念。
儒教中包含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涉及到个人与集团关系时，国家、社会的发展利益能为人们所优先考虑，当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时，全体国民能够形成集团协力组织，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这就使韩国的企业就像一个家族共同体，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宗族般的人际关系，虽然职位不同，但大家在工作和感情上相互依存、相互关心、相互协作， 共同为企业的繁荣昌盛各尽所能，积极工作。如韩国著名财团乐喜金星集团是由具仁会、许准九两家共同创立的，双方和睦相处，都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集团在家族般的融洽气氛中不断发展、壮大。
三、 爱国主义精神
韩国基于儒家的群体观，在“教育宪章”里指出：唯有国家的强盛，才有自我的发展，享受自由与权利，尽责任与义务，并积极参与国家的自立建设，发挥国民的奉献精神。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儒教思想传统的国家，韩国国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结构都受到深刻影响，“仁”和“义”的观念深入人心。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国难”当头之际，韩国人以“拯救经济，再创汉江奇迹”的姿态来对待危机，同政府密切配合，自觉使用国货，抑制高消费，减少奢侈品的进口，取消海外度假计划。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换外汇还外债，韩国普通民众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献金爱国运动”。据报道，在银行柜台前，妇女们排着队把自己家的戒指、项琏和首饰从锦袋中倒出来，男人和军人们也把珍藏的金龟等纪念品交给收购人员。仅两天时间，就有13万多人捐万余公斤黄金。他们中很多是自愿无偿捐献，即使是出售也只能先领到一张收据。在韩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的时刻，甘愿以黄金换韩元，韩国国民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韩国银行界对收集到的黄金数量感到惊讶，据说韩国公众的献金活动已影响到了国际金价。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韩国政府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已经深深融入了韩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漫步在韩国城市的街道上，或飞驰在高速公路上，见到最多的是“现代”、“大宇”、“起亚”乃至“双龙”等韩产汽车，而鲜见进口车。挂在韩国人胸前的全是LG、SK、三星牌的国产手机，家家户户使用的也都是LG、三星牌的家用电器……由此可见发展民族工业，对振奋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是何等重要。正是依靠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民族精神，韩国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在文化产业方面，更是“韩流”涌动，文化立国。2002年韩国对世界冲击最大的当属主办韩日世界杯和“红魔”的表现。2002年日韩世界杯，韩国队以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神话般地打进了世界杯四强。富有儒教气息的助威文化将此届世界杯的韩国队比赛升华为全民族的比赛，以“红魔”为代表的助威形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叹。数十万“红魔”聚集欢庆，散场后维持着良好的秩序，球迷自发地保持助威场所的清洁，地上片纸不留，展现了韩国民众良好的公民道德。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秦汉时期，中国人活得豪气冲天，刚烈不阿，荣辱分明， 知耻后勇。现在韩国仍存此古风。饱受日本侵略的韩国人不忘国耻，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他身上带着多大金额的支票。2001年4月，当日本不顾亚洲多个国家的强烈抗议，通过了由右翼分子编写的严重篡改二战历史的教科书时，韩国总统表示不满，韩国议长强烈批评，韩国驻日大使被临时召回，2500名小学生抗议，民间组织办“历史培训班”，各地不断爆发抗议示威、谴责集会、签名运动、抵制日货等活动，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围在日本驻汉城的大使馆门前，焚烧日本国旗，呼喊反日口号……
韩国政府与民众在这次日本教科书事件中的不屈不挠、决不姑息的态度令世人瞩目，更让暗渡陈仓、屡屡得手的日本政府大伤脑筋。韩国国力远逊日本，经济发展所需日本处极多，但韩国人并不愿“灵活外交”、拿民族尊严换日元，正是韩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这是一个屹然挺立、寸步不让、有仇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韩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四、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时间里，韩国由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开始了民族经济的持续起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国”的行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1962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7美元，到1987年已增到2032美元。1965年至1975年十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19%的惊人年增长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增长速度。这不能不归功于韩国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儒教主张人必须与天奋斗，与人奋斗，提倡力争。孔子认为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人要“不舍昼夜”，不断奋进，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荀子则极力反对宿命论，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人们的富裕与否关键在于自己的奋斗程度。儒教教育人们关心或重视现世，而不追求、向往死后或来世的幸福，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人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儒教这种刚健自强的思想深深扎根于韩国人的意识深处，使他们能够进行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创造奇迹。正是这种刚健有为的性格、自强不息的精神，韩国才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让经济稳步复兴；才能使韩国足球创造性地挺进世界杯四强，成为亚洲的骄傲；才能使现代汽车进军全球190多个国家；才能使韩国围棋领先于世界，“石佛”李昌镐成为攻不破的神话。
五、 尊师重教的民族素养
韩国的孔庙大部分保存完好，韩国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持全国祭祀孔子的国家。韩国的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孔庙，是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在韩国的成均馆内，不仅供奉着孔圣、十哲和中、韩两国的历代儒家著名圣贤，而且至今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秋两季释奠礼。除此之外，成均馆还在每月的初一、十五行焚香礼，以表达儒者们对先圣先师的崇敬之心。在韩国，人们对于历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缅怀。韩国现行货币中只有三种面额的纸币（10O0元、5000元、1O00O元），而其中两种纸币上面的头像是李朝两位最著名的儒者李退溪和李栗谷的，由此亦可窥见当今韩国社会对儒教的尊崇程度。
韩国人一贯尊重知识，崇尚学识，把学者放在最高的社会地位上，教师被全民族看作是神圣的职业，具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特殊权利。在大学里，教授会拥有资金权、进人权、录取学生权、授予学位权、教师晋级权，教授成为权利的象征， 有双重崇拜价值（既佩服他的学问，又羡慕他的权位）。学校里有专门的教授食堂、教授会馆、教授专门停车场等，学生对教授要毕恭毕敬。在社会上，教授开车去学校赶课，警察要开绿灯；教授去办出国手续，可以说明事情忙而不排队；在机场，教授因书籍、资料超重可以不罚款。著名大学的校长，在韩国朝野人士心目中享有国务总理的待遇，汉城大学校长李寿成、明治大学校长高健都曾先后出任总理。
韩国人民深受儒教“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思想的影响，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古代的朝鲜人宁可卖掉家中不可缺少的耕牛也要让孩子读书；近代饱经苦难的韩国人“位卑未敢忘教育”，提倡“教育救国”，大力兴办学校，为后来的教育繁荣和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现代韩国采用教育立国，教育先行的战略方针，不断增加教育投资，扩充教育设施，积极发展小学、中学、职业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家庭更是完全以孩子为中心，为了使孩子受良好的教育，一切都可以牺牲。韩国总统金泳三在他所著的《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中论述到：“有个成语叫‘孟母三迁’……如今韩国的母亲中有几个不像孟母？……他们对子女教育的热情，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韩国全社会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更说明了形成教育的社会风尚与儒家传统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六、 修身律己精神
儒教可以说是一个以教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学派,儒教哲学可以说是政治伦理道德哲学，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居首，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个体的修养是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最根本的保证。它遵从政治的统治靠伦理教化的支持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
因此，深受儒教思想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注重对伦理道德的培养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形成，非常遵从儒教提出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敬臣忠，为人要正直，为官要清廉；办公事要勤敏，对朋友要信实等等。汉城大学教授金学圭说：“自古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受孔教的影响很大，尤其社会伦理方面之影响，一直到现在特别显著。韩国人当中，信基督教、佛教等异端宗教的人颇多，可是在韩国社会里面通行的伦理道德，基本上皆遵用孔教伦理。换句话说，现在韩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对人关系等等，无论其宗教如何，大都是来自儒教的。所以从现代的社会生活情形来看，世界上儒教的伦理保存的最多的国家，敢说是韩国。”
正是由于深受儒教思想的影响，韩国民众有着较好的道德修养和自律精神。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据介绍，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韩国的公务员五信条之一是“美化并保存我们民族永远的家园”，即“国土保存”。韩国的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公共设施很完备，厕所都十分干净，所有公厕不但免费，而且都提供卫生纸、洗手设备和镜子，设计得十分周到。不少去过韩国的人因此得出结论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通过层层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出到儒教思想在韩国社会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而深刻。儒教深深影响了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成为韩国民族精神中的核心。不仅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会如此。
